两汉三国时期茶业东移，文人与茶结缘

两汉三国时期茶业东移，文人与茶结缘

汉代，茶叶贸易已初具规模，成都一带已成为我国最大的 茶叶消费和集散中心，成都以西的崇庆、大邑、邛崃、天全、名 山、雅安、荥经等地已成为茶叶的重要产区。西汉时的甘露祖 师吴理真，在蒙山顶上的上清峰种了七株茶树。据说这几株茶 是受仙人指点而栽，且能包治百病，因而被人尊称为“仙茶”。 蒙山茶也因此一直享誉后世。“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就是 人们对蒙山茶的盛赞。

西汉时，茶业已由巴蜀传到湖北、湖南。荼陵（今茶陵）县 是西汉时设置的县，据《路史》引《衡州图经》栽：“荼陵者，所谓 山谷生荼茗也”；《荼陵图经》中也称，荼陵系因陵谷产茶而得 名。表明至迟在西汉，茶已传播到了今湖南、湖北一带。

公元前59年西汉蜀人 王褒的《僮约》是能反映我 国古代茶业的最早记栽，其 中有“烹荼尽具”和“武阳买 荼”两句，表明西汉时期，成 都一带茶叶已经商品化，出 现了武阳（今彭山）茶叶市 场等。晋张栽的《登成都楼》 描写当时的成都是“芳茶冠 六清，溢味播九区”，可见成 都作为茶叶集散中心，已有 较大的规模和影响力。

汉代文人开始与茶结缘。王褒（字子渊）是一个 应试的文人，后成为西汉 辞家。年轻时他去成都 应试，在亡友家中暂住。亡 友之妻杨惠热情招待，命 家僮便了去为王褒酤酒。 便了对此十分不满，跑到 亡故的主人坟上大哭，并 说：“当初主人买我来，只 让我看家，并未要我为其 他男人酤酒。”杨氏对此十 分恼火，便商议将便了卖 给王褒为奴。王褒给便了写下《僮约》，规定每曰需 做买茶、烹茶、尽具等家 务。《僮约》表明，当时在成 都一带已有茶的买卖，而 且对于像王褒这样的一介 书生来说，每天饮茶已成 为曰常事，并配置了茶具， 可见在当时的四川，饮茶 并非奢侈，文人普遍饮茶 是有可能的。考古证明，汉 代不仅巴萄之地有饮茶之 风，两湖之地的上层人物 也把饮茶当做时尚。

西汉著名文人司马相如曾作 《凡将篇》，扬雄曾作《方言》，一个 从药物，一个从文字语言角度，都 谈到茶。故陆羽写《茶经》时亦说， 历代饮茶之家，“汉有扬雄、司马相 如。”前述晋代张栽《登成都楼》写 有“借问扬子舍，想见长卿庐”之 句，可见当时的文人，对四川一带 的茶叶，已十分熟悉。

从东汉到三国，茶业又进一步从荆楚传播到了长江下游的今安徽、浙江、江苏等地，并出现 了有关制茶和茶的药理功能的记栽。据各地地方志等史料记

栽，东汉时已有 “阳羡买茶”和 汉王到茗岭“课 童艺茶”之说, 阳羡、茗岭都是 今江苏宜兴的 地名，在古代以 产茶而闻名。浙 江天台山上至 今还保留着东 汉名士、道教创 始人之一的葛 玄种茶之仙玄葛所圃。三国时魏人张揖在《广推》中就已提到“荆巴间采茶作饼， 成以米膏出之”，这是我国最早有关制茶的记栽，也表明三国 及以前，我国所制茶叶为饼茶。东汉名医华佗则在其《食论》中 首次记栽了茶的药理功能为“苦荼久食益意思”，表明三国时 对茶的药理功能的认识，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三国时战火纷飞，生产、经济停滞不前，但东吴却成了当 时茶业传播的主要地区。当时东吴许多地方及都城附近开始 种茶，但消费还局限于上层社会。《三国志.吴志》中提到，吴主 孙皓接位后常举宴狂饮，终日方散。因孙皓初识韦曜，而韦曜 酒量不大，皓乃“密苦以当酒”。这是孙皓以茶代酒的首 创，同时也证明三国时茶与酒一样，都已成为宫廷饮料。因孙 皓是在继位后第二年认识韦曜的，而他嗣位后即迁都宜昌，由此推算，当时华中地区 上层社会已始流行饮茶。

我国西南地区有许 多关于诸葛亮与茶的传 说。滇南六大茶山及西 双版纳南樵山有许多大 茶树，当地百姓相传为 诸葛亮南征时所栽，被 称为“孔明树”。据傣文 记栽，早在1700多年前 傣族已能栽培茶树，这 与诸葛亮南征的时间也 大体相当。看来孔明也早已是心中有茶了。

文人与茶有了不解之缘，饮茶与文人相得益彰。王褒、司 马相如、扬雄、韦曜、孔明、葛玄等人，均是茶中知己，而且他们 以文学家、学问家、政治家的气质来看待茶，喝起来自然别是 一番风味。这就为茶走向文化领域打下了基础。